若春间不曾发生，得到夏无缘得长，秋冬亦无可收藏。

范仲淹首创‘义庄这一事实，则更进一步说明士大夫重建秩序的理想照样可以‘验之一族。农民起义首领建朝称帝。

《语录》中的话更与朱熹的‘道统、‘道学之分完全一致。理学系统中许多难解之处往往由此而起。从道统论的视野看，宋明理学在当时相对于经学而言是一种新道统，因它提出了以理学知识为中心的世界观，然而从今天的视野看，宋明理学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旧道统，它正在被一种以法学知识为中心的世界观所取代。必须即刻指出的是，这两个理路在当下中国的特殊情势和严峻时刻倒有着交汇的可能，因为无论是由经济而政治还是由道德而政治，其间都有两个重要的关键：一是二者的共同中介均为法律。只不过，长期以来我们误把哲学史的研究当作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当作思想罢了（尽管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都很重要，尤其是创新的基础便源于此，问题在于本末倒置），同时又把道学归入哲学史的研究，从而产生了严重割裂和裁剪的缘故。

但可能出于过头的同情性理解，从而跟我们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现实认知存在有不能忽略的距离。更由于国家的伦理总体性阙如，几乎无法救济市民社会的非正义缺陷并将其所含的特殊利益融合进一个代表着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因此权力和权利的对决才在当下中国呈白炽化状态。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圣王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

单位领导的好恶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造成了外在政治标准的进一步失落。这种广泛的认同，又能形成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干部队伍。一旦判别自己或别人是否具备无产阶级立场的外在标准丧失时，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人都不可能用传统的儒家方式让道德勇气直接从内心涌现出来。它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

也就是说，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不断地修炼自己以成仁为人生最高境界，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首先，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向来被视为贫弱不堪一击的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一百多年来深陷自卑感屈辱感之中的中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

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摧垮，使他们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其次，新政权建立后用这种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像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的那样，一方面很容易整体性地摧垮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内容不同而结构类似的新价值体系，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知识分子较容易地完成价值系统的转化。我认为，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由一个双方都未曾明确意识到的前提带来的。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压力，其重要原因是，它把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十分介意的专业服务、个人生活经历及态度等非政治化的问题，都变成是否道德的问题来加以讨论。

这种现象经甲午战争失利，直到五四以后日趋严重。其批判的武器是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立场决定论，来批判取代抽象的人性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反右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反左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逐步接受了这种与传统同构的新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新道德理想主义虽和传统同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仍有两个重大差异。

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在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道德勇气的文化坐标在学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独立和参与意识高涨的今天，来讨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别是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曾一度沦丧——这似乎不太符合潮流。

他引用陆象山的话：我若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的一个人，并指出附物原非自立。他的终卷之作，竟是为了配合大养其猪指示而写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

第二个是文革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政治文化的关系。第三，我们还应该能跳出前两种文化价值系统来考察这一问题。实际上，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近几年才兴起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这样，毛泽东本人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思想、指示和言论，就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个道德勇气来源同时破除，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能再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道德勇气的凭借。这正是文革掀起一次又一次整人和大批判高潮的重要文化基础。

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政治表现好的标准，是反蒋抗美接受思想改造，后来是拥护三大改造，再后来是反右坚决，五八年时要拥护三面红旗（著名科学家写文章证明亩产十万斤粮是可能的），反右倾、四清，文革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批斗走资派，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以，对于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处于解构中的心性论必然是一击即溃。

从诉诸于每个人内心的追求成仁的道德感，到通过文化学习、读圣人经典所得来的文化教养，再把二者转化为实现道德政治和社会礼教的行动力量，才算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这种立场——学经典——政治表现三者的关系，和传统的良知——读圣人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结构，基本相同。

13这里,他被官方意识形态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阶级立场所征服,从而否定了诉诸于人性良知的传统观点。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变为一种畸型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要尽可能符合潮流、尽可能无情地批判别人，才能被视为政治表现好，立场坚定。

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后果，也许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先想不到的。11根据这种分析，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就会变为在工农面前的有罪感。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文革前、文革中以及今天思想解放运动三种截然不同感受的知识分子，总自以为有着把这种历史感带来的反思，转化为时代智慧的责任。除极少数像梁漱溟那样坚持传统的知识分子，尚能抗御立场决定论的价值判断外，绝大多数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再利用这一传统的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

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时，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忽略了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凭借传统影响的内在的、深刻的吸引力。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时，能凭借这种巨大的潜力来吸引更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很容易认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合作化运动之中，那些熟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共产党人很可能因此而犯右倾的错误。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儒家式的追求做无产阶级圣人的道德理想的修养目标

有的学者则指出知识分子不断卑微化的过程，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其实，文革后文坛上大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文章，已开始正视这一现象。

16有的则说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承认自己做过违背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罗隆基就建议那些领导知识分子的干部在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可见,这位教授原先的道德标准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当他近来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先分析我自己试一试,他说：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便决定了我倾向革命……。事实上，今天中国知识界正面临着这种新道德理想主义解构后的各种混乱和困难。

这时也就出现了文革中、后期的幻灭。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儒家同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相适应，在新传统中又不得不以纯化阶级立场和重在政治表现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

确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承认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化知识优越感这种传统的道德勇气来源的资源。这种现象经甲午战争失利，直到五四以后日趋严重。

他说：‘你怎么还没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以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价值标准。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变为一种畸型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要尽可能符合潮流、尽可能无情地批判别人，才能被视为政治表现好，立场坚定。